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它对社会与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作者提出:要了解美国社会与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就不能不研究美国的宗教教育。文章从美国历史条件与现实环境出发，列举事实说明贯穿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教育和官方怎样对民众施加宗教影响。分析教会在给信仰者提供生活意义；在孕育、传播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在把民众整合到一个个相互认同的群体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说起美国，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美国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裕的物质生活，而忽视其社会与民众的精神生活方面。其实，从北美殖民地的开发时期算起，时至今日，美国人十分重视社会的精神文化与道德，尊重民众的个人精神生活，形成独特的美国人的文化、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二百多年来，宗教始终是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活动贯穿美国发展的全部历史，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福利诸多领域，影响着民众的思想、情感和行动。适应美国社会发展的宗教文化，成为世代美国人生死依傍的精神支柱与向心纽带。联结广大教徒与民众的教会成为最稳定、最广泛、最有影响的社会组织。美国的历史与现实表明:了解美国社会与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就不能不研究美国的宗教问题。本文仅就美国民众的宗教教育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美国民众宗教教育的历史条件
宗教是形成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无论是以团体、还是以个人名义到达北美的早期移民，许多人是逃避旧世界宗教迫害的新教徒，有的是丧失了“获取国教教会领导权并净化国教”①信心的人，他们飘洋过海，历尽艰辛，在追求政治自由、实现黄金梦的同时就是希冀按照自己的意欲信仰上帝，建立教会，进行宗教活动。如1620年11月，经过60多天海上漂泊的一批英国新教徒登陆前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集中体现了早期移民希望在新大陆实现自己多年梦想的愿望。它既是一份社会契约，又是一个宗教誓约。他们把远征的目标定为“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的信仰”①。“五月花号”精神成为广大移民鼓舞斗志，战胜天灾人祸，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敬业守法的强大动力。自17世纪初叶起，安立甘宗、卫理公会、长老会、路德会、浸礼会等新教宗派先后传入北美。各派新教移民在广阔富饶的土地上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勇敢地为信仰自由而斗争。如17世纪上半叶罗杰·威廉斯在罗德岛建立的反抗清教苛政的神圣园地；17世纪下半叶威廉·佩恩在宾夕法尼亚进行的清教理想的神圣试验就是典型代表。尽管他们的试验均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成份，但他们强调信仰自由，对不同宗教信仰者实行宽容、开放的政策，主张各级行政部门不能管理或干涉教会，重视普通民众的宗教生活的思想，在各殖民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殖民地时期，宗教活动与民众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宗教徒角色与民众角色融为一体。广大民众在宗教信仰支配下，遵循神意，服从天命，规范行为，处理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教会自身建设与地方政权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时流行的“清教法规”不仅内容广泛，而且对教徒、对各级行政官员都具有约束作用。在新英格兰的许多地方，行政官员就是当地的神职人员。
随着生产技术、海上贸易的发展，北美殖民地经济日益繁荣，与欧洲大陆的来往也越来越广泛，各种信仰的移民大批涌来。尤其是欧洲启蒙思想及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等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直接危及到新教各派的传统思想。人们追求物质丰裕，注重客观求实，以劳动能力和财富积累衡量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价值观念日占上风。民众的宗教热情衰落，教徒锐减。对人类理智的赞美，对世俗兴趣的关注，在许多宗教虔诚人士及传教士看来，似乎是邪恶、放肆、越轨。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以唤起民众宗教热情，振兴教会为宗旨的宗教复兴运动。宗教复兴者打破以往在教堂定期进行宗教活动的惯例，不分地点、时间，凡有人群的地方皆为布道场所。他们采用即席讲道、家访等多种方式四处布道，用上帝的愤怒与恐怖威吓不虔诚的信徒。“唯信称义”、“预定论”、“选民神学”等神学思想被广泛传播。有的地方还把布道词编印成册，在民众中广为散发。为适应传教与培养高级教牧人员的需求，宗教复兴者陆续在各地建立起高等学府。美国教会史学家马丁·马蒂在讲述这一时期的情况时指出:“你必须拣选耶稣基督，必须下决心让上帝的灵在你心中运行……。只要在城镇上方耸立起一座（教堂）尖塔，那不久就会有另一座（教堂）尖塔和一座礼拜堂，会有老的第一教堂和与之相竞争的、分裂派的第二教堂或第三浸礼会礼拜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争夺灵魂”②。历时半个世纪的、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一方面加速了新教神学理论、宗教机构美国化的进程，推动众多的宗教派别与团体的形成及促进相互间的认同、理解与尊重；另一方面唤起了各殖民地民众在经济、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加强了民众共有的“上帝选民”、“特殊命运”的信念，促进了美利坚民族一体化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历史必然趋势。正如法国学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讲“从第一个在美国海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就看到美国后来的整个命运”①。
美国的政教关系在1791年审定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就有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这一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美国不设国教，实施“政教分离”原则，即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国家中，在国家机构与宗教组织不得已而分离的情况下，在组织形式上把国家机构与宗教组织分开。国家政权、各级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某一个特定的宗教。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需要宗教，不重视教会力量。乔治·华盛顿曾指出:“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②，宗教和道德被看成是政治昌盛必不可少的支柱。在美国，国家法律保障民众有充分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被列入到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中。广大民众借助宗教实现精神追求，进行道德情操修养，实现个人理想与价值。同时，国家认可宗教的多元化，承认各种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受国家或其它宗教的干预，给各个教会提供自由发展、公平竞争的机会与权力。这样，国家政权、各级政府既摆脱了教会事务的束缚，又把宗教作为重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国家依仗强大的宗教势力，伸展在各地的教会活动为社会提供道德与价值规范，统一民众的思想，协调民众的行动，实现民众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在美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众多的宗教组织，广泛的教会活动，被看成是国家政治繁荣、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看成是维护新兴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只有宗教兴旺发达，美国这一共和国才会兴旺发达”③的观点成为社会各界乃至整个国家的共识。
二、美国民众宗教教育的现实环境
自建国以来，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它已成为世界上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但同时也被人们视为宗教信仰最虔诚的国家。遍及城乡的30多万个教堂以最直观的形式显示出宗教在今日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据1994年的统计，美国人口中68%的人隶属于某个宗教组织，93%的人相信上帝，76%的人相信通过祈祷能够与上帝沟通，77%的人认为上帝对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自己曾在上帝指引下做出决策。④历史上，美国是以新教为主的国家，但随着移民成份的变化，到本世纪中叶，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成为美国的三大主流宗教。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被称为“边缘文化”的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二战以后，社会上又不断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反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组织松散的新的宗教团体，使宗教多元化更趋五光十色。在美国，三大主流宗教的经典《圣经》是社会中最普及、最实用的书籍。截止到本世纪中期，仅出版的英文版圣经就达2500多种。《圣经》既是普通人崇拜的圣物和现实指南，又是国家官员举行盛大典礼活动的神龛和寻章觅句、圣化自己立场、理论与行为的典经。在美国，上帝的影子人们随处可见。在华盛顿纪念碑上镌刻着“赞美主（Praise be to God）”；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座椅的上方，“美国之鹰”护卫着圣经“摩西十诫”；在法庭前庭竖立着摩西等“伟大立法者”的石雕；“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的神圣誓言，被刻入国玺之中、被镌刻在国会大厦的石壁上、被编入美国国歌、印在美元之上。
宗教在美国历史中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宗教更加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在政治方面，宗教享有参与政治活动和对国家事务施加影响的充分权力。战后，主要宗教派别竞相在华盛顿设立公共事务机构，派专人与政界、经济界保持联系。福音派牧师格雷厄姆曾先后任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总统竞选及执政期间的非官方顾问和白宫布道家。美国神职人员不仅可以担任州长，进入国会，还可以参与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道德立法”是宗教影响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多数州的宪法中都有祈祷上帝保佑的内容，有的州规定否认上帝的人不得担任公职，甚至无权出席法庭作证。在军队，美国各兵种、各部队都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职牧师，国家颁布的《美国军队统一军事纪律守则》，对士兵的读经、讲道、圣礼等宗教修养问题有明确规定。在文化教育中，今天，不仅教会学校在各类教育中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享有较高的声望，而且既便是在公立学校，校方也支持、鼓励在学生中派遣宗教顾问，设礼拜堂、宗教中心或宗教俱乐部。在经济上，各宗教团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号召教徒捐什一税，另一方面注重创办实业，建立银行，发展商业。宗教借助自身的经济实力创办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如1971年，新教教会将收入的20%，即76000万美元用于社会慈善事业。①不少宗教团体关注民众生活处境的改善，成为贫困阶层和新移民的生活指导者，并拨出专款救济穷人。
教会活动与许多民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有的人受家庭影响，一生都与教会活动紧密相联；有的人对宗教并不那么虔诚，但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缺，满足心理上的需求，寻找同情与安宁走进教会；有的人在遇到天灾人祸或遭受挫折后，便主动投向教会，寻求精神与物质的帮助；有的人在经历了人生的蹉跎与坎坷后，为保持内心的安宁和寻求来世奔向教会，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教会活动中的中坚分子与志愿者；有的人希望利用教友间的亲密关系或者通过加入有地位、有影响的教会的方式，以求巩固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的人借助教会活动发现生活意义，实现自尊、自信，寻找民主、平等……。宗教深入民众生活还表现在宗教信仰与派别对民众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产生着广泛而实在的影响。如在堕胎问题上，宗教自由派人士与宗教保守派人士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前者强调妇女的权利，发起“亲选择”运动。后者则反对妇女平等权利、反对堕胎、发起“亲生命运动”、坚决要求废除堕胎法。①
认识美国宗教时还应看到，今日美国宗教仍然具有缓解社会矛盾和道德伦理危机，促使社会精神与物质平衡发展的能量。进入本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强国的同时，也成为西方社会各种矛盾、冲突、危机的焦点。此时，一向着眼于个人信仰与道德问题的宗教保守势力，以美国社会道德捍卫者的面貌出现，抨击社会的高离婚率，性道德低下，吸毒、色情等等，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要求政府用税收支持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要求公立学校恢复祈祷，提出以基督教传统道德标准匡正美国社会。这些说教对那些被大量社会问题所困扰的美国人来说有着极大的鼓动性，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如1979年，基督教牧师、电视布道家法维尔在华盛顿议会大厦前发动的“净化美国运动”，参加首次集会的人达12000人。他组建的“道德多数派”团体吸引了大批政治家和普通民众。他主持的“昔日福音”电视节目，全国每周有681家电视台、广播电台予以转播，观众达2100万人，每周获捐款100万美元。②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政界对如何治理国内问题的主张与对策上存在着分歧，尽管宗教界的神学思想以及在社会道德价值的取向上也存在着差异，但是，由于美国人“就其世界观言”，“始终是信奉宗教的”，③因此，宗教一直并将继续作为社会道德与精神信仰支柱而存在，并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影响。
三、美国民众的宗教教育
美国形成与发展的独特历史使得宗教早已成为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民族感情。民众日常生活中渗透着大量的、潜移默化的宗教教育。如人们饭前饭后的感恩祈祷，早祷、晚祷及家制圣餐；宣传耶稣降生、受难、复活升天的图像与标志成为装饰品，用以布置房间、美化环境。体现宗教情感与生活的圣诞节、复活节已成为民间的重大节日，每逢这个时节，宗教与非宗教组织通过举办音乐会、上演话剧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赞美主、歌颂救世主。为适应现代人的需求，今日许多教堂已不单是宗教灵修的场所，而是集礼拜、社交、娱乐、教育、服务于一体的场所。有的教堂拥有设施先进的室内运动场地，组织不同年龄的教徒与民众开展体育训练与比赛。有的设有教室、电影放映室、游艺室、对中小学生进行乐器、演唱、绘画方面的训练。有的附设书店，出售宗教及各种世俗文艺、科技图书。有的为妇女开设衣物印染、编织缝纫，食品熏烤等讲座。有的设置心理咨询机构。④“有困难找教会”⑤的说法在美国社会广为流传，这充分反映出教会的扶困、解难、助人等慈善服务已深入人心。不少教会在节假日期间组织冬（夏）令营、远足、游览观光活动。丰富多彩的教会活动引来了大批教徒与非教徒。每逢星期天，每当教会活动时，白人、黑人、黄种人；商人、学者、官员、雇员、学生；中上层人士、社会贫困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整洁，驱车涌向座座教堂。做礼拜，向上帝祈祷，在各自感兴趣的活动中寻找、实现各自的需求。在美国，既便你不主动接触宗教，也无法摆脱宗教文化对你的熏陶与影响。无论在偏僻幽静的乡村还是在繁华热闹的城市，无论身居高等学府还是漫步在街头巷尾，宣传宗教内容的印刷品与广告人们随时可见，垂手可得。在这个信仰自由的社会，你可以不信上帝，但你时刻也离不开美元，“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的神圣誓言被印在每一张美钞上，被镌刻在每一枚硬币上。既便你不进教堂，不与教徒来往，但只要你打开收音机、电视机，教堂礼拜，传教士讲道等宗教活动的情景便立即出现在你的眼前，教堂赞美诗、圣经的内容、教徒们的“阿门”之声会不绝于耳。
在美国浓郁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产生了美国独特的宗教政治文化。二百多年来，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总统面临着各自的任务，但他们都没有忘记“纯粹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①并且要向民众公开表示自己虔诚地信奉宗教。在美国，为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任何参加政府官员角逐的竞选者，都要以宗教语言迎合选民的信仰感情，用宗教和道德信条阐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总统就职典礼上，不仅要由著名牧师主持祈祷仪式，而且新任总统要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总统就职演讲中祈求上帝保佑的词句俯拾皆是。当年乔治·华盛顿就职演说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为“神助能弥补凡人的任何缺陷。”②总统施政期间，不仅聘请著名神职人员为宗教顾问，而且总要借助上帝的象征性作用唤起民众的共鸣，强化内外政策。如南北战争时期，亚伯拉罕·林肯在各种演说中，深化上帝对一切都要进行审判的原则，拓宽上帝至高无上的概念，为分裂的美国人提供可以重新弥合和得到治愈的信仰基础。战后，历届总统仍都借助宗教力量将民众的宗教信仰与习俗转化为民族精神与社会政治动力。约翰·肯尼迪鼓动民众说:“我们祈求上帝保佑并赐神助，但是我们知道在此世间上帝的工作就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工作。”③这是对美国传统观念，即集体和个人都有执行上帝在人世间的意志的义务观念的最新阐述。吉米·卡特在任职期间坚持到华盛顿第一浸礼会教堂担任正式主日学教师，并寻找机会向美国人、甚至向外国元首作“见证”。④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后，每个星期天都邀请各种教派的传教士到白宫“东屋”主持礼拜活动，⑤白宫的礼拜仪式同教堂里一样肃穆动人。总统的这种姿态无疑是在显示美国政界领导人同普通民众一样忠诚于上帝。从本世纪中叶起，美国每年都举行由总统、参众两院议员参加的全国早餐祈祷会，在同一天各州也举行由州长、州议会主持的祈祷会。活动的内容是读经、演讲（布道）、唱诗相穿插。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谈自己参加祈祷的感受时说，这只不过是一种需要。所有祈祷者都不是完美的，但借祈祷之功，将产生出团结向心的力量，使民众理解，一切政府、一切官员都是牢固地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的。①除此之外，美国国会开幕与闭幕的仪式上也同样有牧师主持祈祷活动。重大国务活动也伴随着宗教仪式。美国法庭每次开庭闭庭时都得庄重地宣读:上帝拯救了美国和这可尊敬的法庭。总之，在美国“所有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都必须信奉宗教”。②当然，服务于历任总统、历届政府的宗教不是任何特定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把民众团结在一起的一种信仰象征，是社会所依存的价值观的一种象征，即公民宗教。公民宗教是“为维持国民生活秩序而寻求共同基础的多信仰社会的”③产物，“表现于一套信仰、符号和礼仪之中”。④它既与国家、与公共利益相联系，又为所有民众接受；既与政治社会相联系，又为不同宗教所相容；既是当政者团结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必需的，也是不同宗教自身生存、发展所需要的。
美国庞大、活跃的宗教组织，广泛、深入、持久的教会活动，联系着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协调着他们的活动。犹太——基督教传统又使得美国教会的主体在宗教信仰、宗教道德与价值观上具有同质性与稳定性。因此，教会在民众教育中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其它社会组织都无法取代的。
教会活动给一切信仰者提供生活的意义。美国的教会活动主要集中在教堂进行。融宗教建筑与装饰、宗教圣物、圣像与圣器为一体的教堂环境，使任何身临其境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庄严、肃穆、神圣之感。在这里，圣经被人们逐句逐字地进行推敲与理解。上帝创世说等神学理论与宗教教义置于人的理性思考的范围内。人们依照《圣经》，结合自己的经历与认识，畅谈着与神相通后的喜悦、充实与安宁。《圣经》与现实、宗教教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得是那么紧密与和谐。唱赞美诗时，人人手捧圣诗集，个个激情满怀。在管风琴、钢琴的伴奏下，在唱诗班的领颂下，教堂音乐旋律或优美和谐、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人们以歌声颂扬天国的神圣，歌唱造物主的伟大；以歌声表达祈求拯救、渴望与神交流、与上帝建立和谐关系的理想。讲演（布道）时，尽管是台上一人讲，台下众人听的一言堂，但布道者的讲演艺术、广大教徒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执著追求，使在场的旁观者感到惊异。布道者声音洪亮，感情充沛，口若悬河。借助扩音器毫不费力地把字字句句送到教堂的每个角落，传入每人耳中。讲道的内容均与民众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如一个人怎样成功；在现今社会如何教养子女等。所有主题的讲道都以《圣经》为依据，都从人间讲到天国，又从天国回到现世，都将神学理论、宗教教义与社会生活知识融为一体。成百上千的听众或屏息聆听，全场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或众人眼中闪着泪花，有人不停地抹去涌出的泪水；或全场群情激昂，随声附合着“阿门”。此时此地，社会中的贪婪与欺诈、渲嚣与沉沦、暴力与凶杀、吸毒与色情、孤独与恐惧、都暂时隐去；此时此地，人们听不到交头接耳声，看不到谁在打瞌睡。这里呈现着神圣、虔诚、感恩、仁爱、祥和之气。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经指出:“不管它们（宗教）彼此是多么不同，十分显然，它们全都……要超越那些在我们的大多数岁月中消耗着我们大多数人的短暂无常的事物，去在自己的生命中发现某种意义”。①克林顿的这番话无疑利于我们理解以实利主义、金钱为成功尺度和象征的美国社会，广大民众同样要发现自己生命中的某种意义；在社会生产力科技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宗教仍旧具有把现实社会与超越社会的一种价值联系起来的力量，给一切信奉者提供生活意义；美国民众依然借助对超验力量的信仰，借助宗教崇拜等活动唤起自己藉以生存的最高价值，实现自己的精神寄托，憧憬与渴望和谐、美好的生活。
教会活动孕育并传播着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美国人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宗教，离不开教会活动。历史上，美国人长期受着“神圣选民”、“上帝选民”感情的支配，相信北美新大陆是上帝引导他们到达的他所允诺的土地，相信美国是新以色列，是圣山之城，②是不同于英国、又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新的国家。公民早期的思想观念与新教精神、与教会自治原则密不可分。如民众对国家责任、权利、义务的认识同人人对上帝负有责任，人人享有治理教会的责任、权利与义务联在一起；民众对法律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权利的看法与神赋予人的自然权利相互关联；民主思想与宗教神学相互交织；政治自由与宗教自由密不可分。尤其是加尔文宗宣扬的世俗职业神圣论，谴责懒惰，提倡勤奋劳动、艰苦创业的精神与北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料和经济环境结合起来，与美国人的勃勃雄心和冒险精神结合起来，铸造了美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即尊崇个人主义、机会平等、自由竞争、乐观进取、讲求实际、个人奋斗成功、美国至上等等。正如美国学者罗纳德·L·约翰斯通所讲:“美国的核心价值从本质上说它是宗教价值。”③今天，尽管各个教会以不同的活动方式崇敬上帝，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没有忘记以上帝的名义认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秩序、国家政治制度。尽管教会活动中始终存在着抨击社会问题（如暴力、吸毒、种族不平等等）和攻击世俗道德的激烈言词，但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使用着相同的语言，宣讲着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守个人的角色、尊重合法权威④等等。美国人“一手高举基督教真理的圣书”，“一手高举美国宪法”⑤而前进。尽管这是百年前一位外国驻美使节对美国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但它却深刻地揭示出，时至今日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紧密结合，共同支配这个国家的本质特征。
教会活动把民众整合到一个个相互认同的群体之中。无论教会活动的规模是大是小，成员是多是寡，一切教会活动均是以群体的形式进行的。教徒个体的宗教感情与心理体验与他人的宗教感情与心理体验、与群体的各种活动联结起来，形成群体内成员之间宗教感情和心理的互动与交流；教会活动中呈现出来的轰动性的、富有感染力的宗教氛围；教徒在与群体成员持续接触中所形成的平等、尊重、信任、友爱、同情、互助的人际关系，既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先信仰后理解的宗教意识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必要条件，又为分解的、孤立的民众整合到相互认同的宗教群体创造着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大家以共同信仰的超验物为榜样，为追求真、善、美的基准；以圣书、经典、教义为遵循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的义务。在美国，参加同一教会活动的民众不仅有着共同的信仰、相近的自我认识方式，而且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也相当。如与穷人居住区、富人居住区相适应，教会也有穷人教会与富人教会之别。而且伴随着人们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人们可以及时地变动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教会群体中。教会活动把分散、孤立的社会个体，包括移民、社会孤独者、各少数民族、某些在社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带入到相关的社会群体中，使他们结合起来，使他们相互关联。广大民众正是通过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教会群体，去接触他人，接触社会；了解他人，认识自己。“我没有一所大住宅，一辆漂亮的汽车，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我有真正重要的东西——我得到了真正的宗教”。①这是社会地位低下者借助宗教力量求得精神解脱，肯定自身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美国教会活动的群体性还带有民族性与种族性的特点。教会活动往往成为同一民族、种族成员聚集的场所，联结的纽带。如美国华人教会，美国黑人教会等等。相同的语言、肤色、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使得这些教会群体不仅给个人带来认同感、归属感，而且带来民族感、安全感、自尊感。源源不断的各地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依仗着自己的民族教会群体，逐渐摆脱移民状态与封闭心理，接受美国文化，培养美国意识，走上“美国化”道路的。二战时期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美国犹太教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教会群体的民族性、种族性又是美国多元文化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的重要基础。
①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7页。
①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4页。
②R·G·哈切森著:《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①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著:《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23页。
②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87页。
③R·G·哈切森著:《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④刘澎:《宗教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见《瞭望》新闻周刊，1996年，第5期，第40-41页。
①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
①段琦著:《美国宗教嬗变论》，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②雷雨田著:《上帝与美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3-254页。
③R·G·哈切森著:《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7页。
④The Hyde Park Baptist．
⑤Overseas Campus．
①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87页。
②雷雨田著:《上帝与美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
③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734页。
④R·G·哈切森著:《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页。
⑤雷雨田著:《上帝与美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3页。
①雷雨田著:《上帝与美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
②同上书，第49页。
③R·G·哈切森著:《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④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
①《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夏季号，总第2期，第64页。
②雷雨田著:《上帝与美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3页。
③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9页。
④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7页。
⑤R·G·哈切森著:《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①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
作者郭春环，1949年生，首都师范大学管理系讲师。
（文章转自《世界宗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