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富豪们已经数次主动要求政府对他们增税，从巴菲特的公开信到顶级富豪们联名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都请求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增税。
最近，由超过200名美国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翁组成的“爱国百万富翁协会”，再次在他们协会的网站上发表公开信，请求政府向他们增税。公开信中表示：“我们以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诚实市民的身份向您写信，希望总统先生能够将国家利益放到政治之前，为了国家财政的健康发展和美国民众的利益，要求总统增加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的税收。”
此外，在“爱国百万富翁协会”网站页面的显眼处，有一个红色长方形框内写着：给我们增税，我们负担得起。
“爱国百万富翁协会”网站负责人瑞秋·沃尔称，该协会是一个不分政党的松散组织。参加该组织的人，都是年收入在百万美元以上者……他们愿意多向国家缴税。
美国富人缘何频频主动向政府要求增税？在这封公开信中，富豪们说，“正是国家塑造了我们的成功。现在我们想要做的是为国家经济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这个体系更强劲，这样更多的人才有机会通过它变得和我们一样成功。”
美国研究学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玉广说：“这是社会、文化、制度、法律、信仰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美国富豪的这种行为，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同时也有大量非资本主义的因素在遏制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富豪的责任感正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
牺牲自己保护社会利益？
北京晨报：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富人屡次主动要求增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白玉广：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在文化建设上，美国人有比较好的参与社会的传统，富豪们尤其如此。在立法及制度层面，也有一系列的规则使得富翁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此外，在小布什政府时代，美国富豪们在税收政策上获利较多也是原因之一。
北京晨报：是否是美国富豪在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护社会的利益呢？
白玉广：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如果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两极分化等情况，或者中产阶级对社会的脱离感增强，最终对富豪是不利的，对于美国富豪来说，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对他们本身也是有利的。如果原有的社会状况改变，良性发展情况不再，那么他们的财富也必然受到损害。
美国富豪们屡次要求向自己征税的行为，被解读为美国富豪更有社会责任感，那么，这种社会责任感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长期以来，美国富豪的行为似乎总是和正面的价值有关，捐赠、慈善、增税……而相对的，有些英国富豪却在想方设法地避税，而有的法国富翁则为避税掀起“移民潮”，尽管不是所有的美国富豪都主张向自己增税，但其中坚人群屡次大规模的增税主张，也显示了美国富豪们的不同。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美国富人的这种“特立独行”，是天然如此，还是其他原因？
对此，美国研究学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玉广说：“美国富人阶层的诞生，确实有特殊之处，和旧时代的富豪阶层不同，和其他国家的富豪也不同，但这并非是全部的原因，社会文化的熏陶，法律制度的约束同样作用不小。”
美国富豪有啥不同
北京晨报：在社会责任方面，英、法等国的富豪和美国富豪似乎有截然不同的倾向，美国富豪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白玉广：美国富豪的诞生确实有它的特殊之处，和传统旧时代的富豪不同，和其他国家的富豪也有不同，美国富豪的诞生更加草根一点，也就是说，很多直到今天仍旧赫赫有名的财富集团，他们最初都是从草根阶层一步步起来的，他们崛起之初，美国的社会空间还非常大，有广阔的资源，可以说，他们是和美国社会一起慢慢发展的。这是他们和别的国家的富豪不同的地方，比如英国、日本等。还有要说的一点就是，美国当时有比较浓厚的重商传统，各种商业规范比较严密，这也有一定的关系。
北京晨报：这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有什么关系？
白玉广：正因为他们是和美国社会一起发展的，他们的利益也就是来自于美国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如果一旦这种局面被打破，他们自身的利益就可能受损，可以说，从一开始，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便自然诞生和成长，维护社会利益和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一体的。
富豪较少曝光丑闻
北京晨报：和别国的富豪不同，美国富豪似乎很少有穷奢极欲之类的丑闻，他们是从来都这样吗？
白玉广：当然不是，美国现在很多财富集团都是崛起于美国内战之后，围绕美国建设而产生的，比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等，当时的美国实业氛围浓厚，很多富豪都是从事实业起家的，这也是他们和别的富豪有区别的地方之一。但当时也有许多让人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也有生活腐化、铺张，也有许多不法经营的现象。再如娱乐圈里的纸醉金迷也非常严重。所以美国人自己评价那个时代的时候，称之为“镀金时代”，而不是“黄金时代”，就是这个原因。
北京晨报：那究竟是什么改变了这种局面呢？
白玉广：其一，在文化方面，当时美国的宗教传统比较浓厚，从宗教义务上对人们的行为也有一定的约束。其二，美国社会有比较好的矫正机制，在制度的完善上比较迅速，立法能够及时跟上，比如对大的垄断的法律限制。其三，在社会监督上也能够及时跟进，典型的如进步主义运动，大量的社会监督有促使立法的加速、对不文明现象的约束等。
富豪与社会不对立
北京晨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富裕阶层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白玉广：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可能会出现富人阶层，这是正常的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两极分化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没有落差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正常。就如发电站一样，有落差才能发出电来，没有落差怎么可能产生电呢？社会也一样，没有落差的社会，很难有发展的动力和能量。所以，应该正确地看待富人在社会中的作用。
北京晨报：如何正确地看待呢？
白玉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富裕阶层起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富豪与社会不是对立的，富豪对社会的作用和责任是无法否认的，这也是富豪的价值所在。
北京晨报：怎样才能让富翁们发挥好的价值而不是坏的价值呢？
白玉广：这就是富人责任感的建立问题，和富豪的诞生、富豪的社会定位以及富豪的规则等都有重要的关系。这种责任感不能靠逼迫产生，而是要有自然诞生的种子，然后还要有合适的土壤，它自然会生根发芽。
富豪与政府的关系稳定
北京晨报：美国富豪向政府要求增税，他们和政府的关系究竟如何？
白玉广：美国的政治文化很特殊，富豪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既非沆瀣一气，也并非对立隔离的。发了财之后，有一些富豪会进入政府工作，政府官员退休之后也有可能进入财富集团，这可以解读为富豪支配政府，但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说美国公务员的待遇其实很低，人们进入政府工作显然并非是为了获取财富。当然也有负面现象，如官员为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等，但一旦揭露就会成为丑闻。
北京晨报：那这两者究竟如何达成一种稳定的关系呢？
白玉广：关键在于有一个透明的运作机制，利益集团的出现不可避免，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的运作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这不仅体现在立法上，也体现在运作机制上，一个透明的受监督的运作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仇富现象不是主流
北京晨报：人们对于美国富人的评价似乎更多是正面的，负面评价很少，是这样的吗？
白玉广：不完全如此，美国人也有仇富的现象，但不是那么尖锐。我在哈佛大学时也有接触到这些东西，在很多显赫的地方都曾出现过类似“干掉富人”之类的标语，这说明仇富情绪并非不存在，只是不能算主流。
北京晨报：为什么这么说呢？
白玉广：仇富情绪不能成为主流，原因有几个，美国的社会机制鼓励人们向上流动，鼓励发家致富，它有一系列的制度环境保障向上流动的通道畅通。其次，美国的经济水平决定，美国绝对贫困的人群并不是很多，社会救助机制也比较完善。其三，穷人的发声畅通，很多中产阶级并不是到完全贫困时才会呼吁，更多时候，当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在缩减，就会发出声音，而这种声音又能够很快被社会所感知和反应。
回报社会有很多方式
北京晨报：您是如何看待美国富豪们多次主动要求增税的行为呢？
白玉广：首先，并非全部的富豪都主张向自己征税，一个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富豪也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其次，即使多征税，对于富豪们来说，也并不会伤筋动骨。其三，美国的富豪们有多种回报社会的方式，并非征税一种，比如说可以捐赠，美国一向有比较良好的捐赠传统，法律制度也在鼓励捐赠行为。再次，富豪愿意向政府多缴税，因为政府的行为有公开透明的机制，他们可以监督，也知道政府不会乱花。
北京晨报：美国富豪的责任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白玉广：真正有责任感，需要很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文化、社会心理、法律制度等，从小培养责任理念，一旦社会土壤合适，这种理念就会自然发芽。（记者周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