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次有关垃圾焚烧厂选址的消息曝出，接下来都会有附近居民的质疑乃至反对声纷至沓来，居民一边倒地质疑和反对，政府拍胸脯一味地解释和保证，这种情况十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继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深圳白鸽湖、武汉锅顶山、苏州平望，杭州余杭等各地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对当地垃圾焚烧项目表达不一样的声音后， 广州萝岗居民近日也对在萝岗福山拟建广州最大垃圾焚烧发电厂表达了质疑乃至反对。
垃圾焚烧作为一种在国外广为应用超过30年的垃圾处理方式， 何以在中国掀起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反对浪潮呢？
综合民众的意见反馈， 以下几点是民众最为担忧关注的问题，只要能客观公正公开地向公众解答好以下的几个问题，相信大众对垃圾焚烧的抵触思想便得以缓解。
一.、垃圾焚烧是否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呢？有哪些物质是国家相关政策不允许以焚烧方式处理的？
垃圾焚烧的先决条件要进行有效的垃圾分类。没有经过垃圾分类的焚烧是不被允许的。垃圾分类在广州目前正是政府极力倡导和鼓励的，但实际上现阶段它做得好不好，相信很多市民是有目共睹的。
垃圾不经过分类就进行直接地、大规模地焚烧，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其后果将十分严重。如果焚烧工况控制不好、烟气处理不合格，混合垃圾燃烧容易产生剧毒物二恶英，排放到大气中会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世界银行2005年《中国固体废弃物管理：问题和建议》中提到：“中国建设部将废弃物焚烧率增加到30%的目标（现在为1%）很有可能将全球环境空气中的二恶英含量至少翻一番。”
即使是国家的样板工程——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2012年8月24日，也由广州本地报纸《新快报》报道过，村民监督员反映，炉渣里居然还有未完全烧透的塑料袋、衣服等，最后的处理是焚烧厂运营商被罚10万元，这种处罚显然太轻了。
二、能否对现行的垃圾焚烧场项目进行环境后评，并公开后评资料及对比分析结果。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在2002年、2003年对上海浦东御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的汞影响进行了调查，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的土壤背景值偏高，平均为12519ng/g；运行1年后和2年后的平均值分别为13919ng/g和13717ng/g，其中处于下风口的偏西面受影响较大；当地种植的大部分蔬菜叶子的汞含量超过国家卫生标准(GB2762294)规定，2003年的大豆和高粱果实中汞含量分别是2002年的213和217倍。垃圾焚烧厂上风口、厂区内和下风口处大气汞浓度分别为511ng/m3、510ng/m3和1016ng/m3。
2006年国家环保局二恶英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和中科院环境科学中心共同调查了我国4座分别建于2001至2004年的垃圾焚烧炉。在这些“最现代化”的焚烧炉运行了短短2~5年后，焚烧厂半径0.5公里~2公里以内的土地二恶英含量均出现了大幅上升，4座中的3座焚烧厂区内二恶英浓度均超过德国安全标准两倍以上，比以前的本地浓度上升了20~30倍，接近该区域的邻近区域的土壤中二恶英浓度也有大幅上升。
2009年，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科研团队课题组，选择了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恶英排放情况，发现：16％的厂家达不到中国标准，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
仅仅通过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数据，普通民众就很难信服决策者所作出的垃圾焚烧遵循“欧洲最高标准”的说法能落到实处。
三、目前科学技术对二恶英的排放是否可以做到实时监测？
二恶英是一类物质，包括210种化合物，这类物质非常稳定，熔点较高，极难溶于水，可以溶于大部分有机溶剂，是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所以非常容易在生物体内积累。它的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大气环境中的二恶英大部分来源于城市和工业垃圾焚烧。 截至目前，二恶英还无法做到在线监测，也就是说焚烧过程中是无法立即测出排放出来的烟气中二恶英的浓度究竟有多高。而且由于二恶英的检测费用昂贵，一般的焚烧厂难以做到高频率采样检测。目前的普遍做法是通过控制焚烧工况和加强烟气处理来确保排放的烟气中的二恶英浓度达到排放标准。
四、日烧4000吨的巨型中央垃圾焚烧场，如何解决近千台垃圾车在运输过程中对沿途居民产生的影响？
目前的大观路沿线居民，已被每天穿流不息的垃圾车臭气和污水所困扰，投诉不断。如果萝岗福山再建巨型中央垃圾焚烧厂，如何解决对沿途居民的滋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提高管理水平，加大环卫投入，配套高性能的垃圾运输车，加强对垃圾运输公司的监管，加大处罚力度，则基本能够杜绝沿途污水滴漏、臭气逸散和垃圾飘散，减少对沿途居民的影响。
五、如此巨大的中央垃圾焚烧场，如何进行有效监管运营？
科学的运营固然重要，但任何优秀的团队，也会有出错的可能。澳门垃圾焚烧场作为亚洲的垃圾焚烧场的标杆，也在2010年爆出因监管不力导致有害物质排放超标，有约900多人需要定期接受官方组织的身体体检。
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常委、中大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周永章在接受媒体采访，也曾谈到李坑垃圾焚烧厂的问题。“管理一直是国内的大问题，不单是垃圾焚烧，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好像我们跟国外的技术，或者是国外的概念一致，但是效果不一样，主要是管理这个环节。我想作为建议的话，还是要严格按照垃圾焚烧技术的要求，设备的要求来操作，包括该通风，该添辅助原料，按设备的要求做这个事情。第二要及时对群众举报、投诉有反应，有时候的确可能是你生产的时候你都没有注意，但是周围人已经看到问题了，对问题要有及时的反应，反应也是管理的环节，就是对居民的反馈。”
六、发达国家对垃圾焚烧炉所持态度如何？
2014年5月7日南华早报刊登“垃圾焚烧是不可持续的，并构成环境威胁”署名文章。香港曾提出建立垃圾焚烧场，最后以两次环评未过为由令项目搁置。
欧盟更在近日通过了一项法例， 到2020年， 便不可将任何有机食品和绿色垃圾发送至焚烧或填埋，这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垃圾确实不适合焚烧或填埋。但目前中国很难做到，如果不焚烧，又没地方填埋，堆肥回用又举步维艰。
垃圾焚烧技术在先进国家已推行三十多年，技术已是相当成熟。只要做好垃圾分类，只烧允许焚烧的那部分垃圾，做好运营监管，焚烧技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在国外，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也随着处理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目前发达国家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填埋、分类焚烧、堆肥和回收利用。其中，垃圾分类已被证实是最有效的垃圾减量方式，垃圾通过分类，回收，循环，生物降解，气化，焚烧等多种途径得以有效处理。
七、如何提高中国的垃圾管理水平。
现阶段，民众与政府关于垃圾处理的态度几乎完全对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民众对政府存在不信任感。垃圾处理却又是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公共事务，所有人都应该为妥善解决垃圾问题做出努力。
对于必不可少而又不受欢迎的厌恶型事物，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高标准，高标准建设，高标准管理，将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垃圾焚烧厂如何确定选址、如何确定建设标准、如何评价环境影响、建设质量如何保证、运营如何监管、是否应该对周边居民进行补偿等问题都需要深度沟通才能达成共识，垃圾处理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由财政出资，引进民众认可的、独立的、专业的第三方对垃圾处理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管，并将其意见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是未来解决垃圾处理问题的一条必由之路。从选址、建设、验收到运营，均有民众和独立第三方参与，全部信息公开透明，接受其监督，使得民众对垃圾焚烧厂有信心，则垃圾处理问题就容易解决。
垃圾焚烧项目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项目，它对社会配套机制高度敏感和依赖。发达国家可采用垃圾焚烧，是因为他们有成熟的法制监管、舆论监管和民众参与。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利益分配、权力的制衡以及公众参与都还存在较多缺陷，对垃圾焚烧的有效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的意识和环保意识逐渐提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也逐渐增强，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转变思路，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时候要综合平衡各方利益，将人民群众的问题放到人民群众中去解决，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完全包办。
